关于对“中国县市投资价值评价”课题的几点意见
张敦富
一、开展“中国县市投资价值评价”的研究工作，这是为了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为了加强我国经济社会的前进步伐，为了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会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而提出的一项极具创见性、意义重大的重要举措。如果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使这一工作真正能起到为投资价值最大化提供有效管理技术，为海内外投资者提供投资指南的作用，或相当部分的作用，那么我们的工作就是有成效的，诚然这是我们所期待的。
二、“中国县市投资价值评价”工作，是一个同时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工作，它要求有区域经济作理论指导，又必须富有实用性、可操纵性，要求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因这一工作涉及中国面积广、类型复杂多样的2000多个县、市、区、旗，具投资价值评估必须与时俱进。依据我们研究区域经济学、城市经济学、投资环境学的体会经验，提出来以下几点，供参考：
（１）从发达国家和我国部分发达地区的实践看，决定区域城市发展速度的水平，不是区域内无主体、无核心的所谓发展，也不是城市、城镇本身扩展与伸张速度，而是工业化（尤其制造业）发展的水平与速度，是农村和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水平与速度。如果缺失了这两个最基本的支撑要素，即使是区域、城市建设得再好，区域内城市面积再大，城市人口增加得再多、再快，区域功能也无从发挥与体现！相反，（尤其城市）还会招许多消积后果，诸如第三产业落不到实处，第一产业得不到第二产业的武装与改造，经济社会运转梗阻，城市化、城镇化仅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包袱。同工业化发展相适应、相伴随的，是对工业化发展起支撑、开放兼容、改革纳新、效率优先等现代意识与行为，更不可能有以人为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自由平等、人与人相互尊重的现代化社会基础、现代理念与制度。比如，有例举前苏联即使在非市场经济情况下实现了工业化,但它要求的是以统治、服从为宗旨的社会经济结构，是等级和非自主意识，这种工业化只能是为政治家服务，只能是实现政治家拟定目的的手段与工具。因此，对于推动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区域内的城市化、城镇化、以及实现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必须在推进工业化的同时，大力推进市场化。也就是说所有区域或城市的发展（现代化），我们认为核心的核心是其工业化和市场化。当然不是说区域内的其他建设与发展，比如生态建设，尤其区域内的城市化、城镇化对工业化、没有推动作用，否定这个反作用也是片面的、错误的。结合我国当今有关区域内城市工业化、城镇化，出现的种种主张与依法，要特别指出的是区域内的城市化、城镇化，必须看到它们是工业化和市场化共同创造的产物，决不是其它因这是社会经济运行规律所决定的。我们还必须看到，区域和区域内的城市、城镇竞争力或核心竞争力，也是由两者（工业化、市场化）交织作用形成的。因为区域及其城市、城镇竞争力或核心竞争力，主要表现在区域对区域，城市、城镇对其回复地的吸引力和辐射力上，而这两个力的大小，也正是由工业化、市场化发展水平的高低来决定的。“两化”（工业化、市场化）水平高，“两力”（吸引力、辐射力）即大即远，“两化”水平低，“两力”即小即近。这都是极明白的道理。关键是我们在发展区域经济，推进区域城市化、城镇化过程中，能否真正始终抓住工业化、市场化这两个根本点，诚然抓住这两个根本点，也就能真正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塑造区域和城市、城镇核心竞争力，为有效解决“三农”问题和全面实现小康战略目标做出实质性的贡献。那么，在“中国县市投资价值评价”研究中，就应该抓住“工业化、市场化”这两个核心，结合各级各类地区的实际，予以创造性地具体化、指标化，并不断深入。
（２）在各级种类地区，如何创造性地具体化，并与时俱进地不断深入呢？我们认为，区域经济有其发展的阶段性，即从不发展（待开发）阶段到发展中（成长）阶段，再到成熟阶段等。不同发展阶段都有其发展的基本内容和实质性的发展要求，各级各类型地区必须明确和设计好自己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发展具体要求，方能使发展事半功倍，否则即会事倍功半，甚至会损伤、延缓、
破坏区域经济发展。这儿我们还要明确有关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开发，以及区域经济开发的几个阶段和区域经济发展规划的问题。首先是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开发之不同问题，我们认为区域经济发展是个客观的区域内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发展；而区域经济开发，是为了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在其一时段针对区域经济进一步发展中所遇之问题，而采取的一系列开发措施。它是人们主观的一种行动、作为，一旦开发目标实现，这一时段的任务即完成与结束。其次是，有的学者深入考查有关区域经济开发的务种实质性内容，发现区域经济开发至今，也已有资源性开发、产业性开发和高新技术开发三种阶段开发模式。它们大致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向匹配、相吻合，当然三种区域经济开发模式，又在三个区域经济发展阶段中不是一对一的匹配，而是以一种为主，其他两种都各有表现，且三种模式的比例会有消有涨。从理论的角度看即处于不发展（待开发）阶段的类型区，其开发的重点应是资源性开发为主，也可能会有产业开发或极个别的高新技术开发；处于发展中成长阶段的类型区，其开发的重点应是产业开发为主（其中市场开发为重要内容），还会有资源开发内容，但逐渐让位于产业开发。诚然，也可能会有高新技术开发，但不占主要地位；处于成熟阶段的类型区，产业开发已很充分，高新技术开发不仅见端倪，自己有很大势头，在经济总量中已通作举足轻重。诚然，也可能为有个别的资源开发模式的存在，但受到产业开发的高新技术开发的影响，已在向产业开发靠拢……同样前两个发展阶段类型区的三种开发模式，也会互相渗透，尤其先进开发模式会对后进开发模式有影响、有推进、有改造。以上即是区域经济发展阶段同开发模式问题。其三是有关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我们认为实际上既是区域经济开发规划，其内容应该参照前面的若干论述。诚然，在“中国县市投资评价报告”研究中，如上的论述也是重要的有依据价值的考虑内容。
（３） 接下来是从我国的区域政策调整的实践来寻查“中国县市投资价值评估”依据。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经历了四次区域政策调整。第一次是自1980年至1992年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致使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一跃而为中国经济实力最强的省份；第二次始自1990年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使上海重现国际大都市形象，长江三角洲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第三次是1999年底中央提出推进西部大开发，投资已超6000亿，但到目前呈现并不明显；始自2003年的第四次是振兴东北和华南安排，包括香港在内的“CEPA”—《内地与香港更紧密实现关系安排》，有可能成为优势实践的区域。这四次区域政策调整，第一、二次或再加上第四次受惠区域的经济社会效益都是活都会是很明显，只有第三次调整西部大开发历时已过5年，成效不尽如人意！原因何在？这可从中国区域政策发生作用的逻辑追寻方面做出探讨。即中央政策提供区域发展的启动机会，地方政府的影响能力决定发展速度，市场原动力的形成决定政策调整的成效，外向型和内源性经济的良性结合程度，是区域优势能否持续的关键。必须特别指出的是关于中国县域政策发挥作用的逻辑追寻的四点，是“中国县市投资价值评估”研究应当深入具体地体现的内容。
（作者为博士生导师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与城市管理研究所原所长 原中国投资环境委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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